《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这时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篇1
近代史老师最大的价值是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陈岳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本是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且个人更喜欢后者，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改变了看问题非黑即白的逻辑。
在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作者将近代中国的激荡八十年娓娓道来，讲述了列强轰开国门时的剿夷派与抚夷派的作为，从洪秀全，曾国藩两个人物去解读太平天国起义，然后是变法自强。此书作于民国时期，语言却十分口语化，几乎找不到古诗句(引用材料除外)，更没有马克思的术语，不在语言上设置阅读障碍，而是用别样的观点引人入胜。
近代化
在总论中，作者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独立富强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必经途径就是近代化。作者还对近代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利用科学机械，组织近代民族国家，赶超西洋人。
作者把中国的.衰落归结为三点：科学，技术，民族观念。其实民族观念的背后是政治体制，是思想文化，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政治体制。在封建集权体制下，产生了这么一批好大喜功，妄自尊大的官僚，产生了这么一批仁义道德至上，极为重视个人名誉，固步自封的官僚，产生这么一批只知宗族，不知国家的民众。这个国家看上去文明礼化，尊卑有序，却从来不知道平等是什么东西，更不知个人，自我在哪儿。
爱国
从剿夷派和抚夷派看什么叫爱国。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这个无从判断。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就如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一样。如果非要找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看他所做的，不要听他所说的。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有利的，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都是爱国人士。如果一个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作所为甚至所言，只是满足了道德上的虚荣心，却不考虑这么做是否对国家有益，那他就是不爱国的。对国家有益是指对国家的实际物质利益，并非道德上的。在面临列强的枪炮时，如果按照强硬派所说，那么中国人都去当炮灰了，这可能会得到别人道义上的赞扬，但这明显是损失国家利益的，是极其不明智的做法。
还有一点，无论是剿夷派，还是抚夷派，都没有这个观念：国家之间是平等的，我们强调的是有权有势就高人一等。英国贸易之初想要通过谈判外交与中国通商，却因使者不肯跪拜，惹得乾隆这位西方人眼中的开明皇帝不快，通商也就无从谈起。
改良
改良能够取得稳固的成果，减小成本，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把握好节奏，然后水到渠成。但近代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越来越激进，越来越等不及。洋务运动从近代工业上撕开一个小口，然后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然后是培养技术人才，建立新式学堂，从学习西方技术，逐渐就会引进西方的思想。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转变无疑是漫长的。革命不会缩短路程。“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是困难的”改良需要平和的环境，不仅仅是国外环境，还有国内环境。这使人不得不惋惜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浪费的十几年的光阴。
看世界
不得不佩服有些人的眼光和思考能力。清王朝盲目自大，完全陷入自我的状态，不看世界一眼，鸦
片战争失败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震撼。她已经麻痹了，或者已经狂傲到感知不到疼痛的程度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虽提及此事，却并不明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与古籍。林则徐刚开始也是对洋人一无所知，以为用“民心”就可以战无不胜，后来才意识到这不过是拿民众当炮灰，于是睁眼看世界。可恶的是那些见识到洋枪洋炮厉害，还守着“民心”不放，只在嘴上逞强。李鸿章值得人佩服，有眼光有能力。明治维新以后，李鸿章就认为日本不可小觑，主张发展中国的海军。可在一般人眼中，日本不过弹丸之地，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败使国人如此震惊。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篇2
教师推荐的那么多本书，我最喜欢蒋廷黻老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正文资料其实很短。短小却精悍，把很多初中、高中略去不讲的东西，娓娓道来。结合教师的授课资料，再反复看这本书，觉得自我看待历史的角度，比以前开阔了许多，文化底蕴也似乎厚了那么些许。
网络上，总流传着很多有道理的话，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挺在理，大意是：如果一个人看了一本书，听了别人一番话，就觉得自我的价值观都变了，那他大抵是个井底之蛙。在历史这方面，我承认我只是个坐井观天的人。所以，这本书和这门课带给我的影响，在认知历史方面是彻底的。风靡学生群体的《明朝那些事》，我都只看了两本，就觉得它无聊看不下去了。所以，这本《中国近代史》含着教师的部分资料对应讲解，真真是的十分对我的口味。十分感激教师，那么用心地准备课堂，那么耐心地讲授资料，那么极力地推荐了一本《中国近代史》。
收获最大的，莫过于：历史是客观的。看书及听讲，相关初中有讲到的资料，会不自觉想起初中教师如何讲授(高中读理科，上的历史课都是渣滓而已)。初中的历史教师，也是能够把历史经过一些短短的纲领，讲成吸引人的故事的人。当讲到近代史中国人备受屈辱这段，初中教师含着极为强烈的个人色彩，连带着我也觉得那时候的外国人怎样那么可恶。可在这书中，多次讲到一些外国人友好的举动，像使团来访，要求建立大使馆;传教士传授先进的科学知识，都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是中国人自傲，愚昧，生生错过很多能让自我改变的机会。
就像蒋廷黻先生说的：“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一开始不由觉得都是中国人活该，再回味时，那些偏颇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念头都没有了。的确，我们的失败是注定的。我们强大时，传统思维固化，一座五指山似的压着中国人，让我们对外来文化，毫无宽容心可言，我们的视野都在五指山下那么一小片，即便抬头观望，也可是是上头那一点点景色。若没有人洗净自身反封建的东西，再带领其他人更新观念，中国那时是毫无胜算可言的。鸦片战争前，由马戛尔尼主领的英国使团拜访中国，“狮子号”军舰的说明书中国人拆都没拆过，代表人类翱翔天际的第一步的热气球展示，以及先进的军事手段，中国人都不屑一顾，还出言不逊，毫无大国气度可言。惨痛的教训已经付出，我们中国人应当更多的去了解他们，传承他们，勿忘国耻，奋发向上。
那段历史无论有多屈辱，多不堪，都应当进取地正视——了解外国人如何欺负我们的同时，更应正视自我做错的地方。既要讲外国人怎样攻打我们，掠夺我们;更要讲，我们如何无知愚昧，如何沾沾自喜，如何错失机会。像初高中教材改得让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有偏颇，我能理解国家的用意，中国人从爆发鸦片战争的一百年前开始，更是拒绝、拒绝、再拒绝。《南京条约》后，中国人仇外心里表现之一是杀外国人，可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无辜的，耆英要求严厉执行国法，被人骂洋奴……这些错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明白。正确区分别人的善意与敌意，这一点，到今日，对于中国人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另外，我更想说的是：知己知彼这一点，无论是那时，还是此刻，中国都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现代中国强大起来了，可论起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了解，中国人又有多少?中国人对自我的历史、文化都了解甚少(争着去申遗的中国人，对那些文化遗产背后的东西又是否曾主动去了解呢?)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都只会道出表层肤浅的东西而已。朱焱先生在《日本人的善意和敌意》这一文章中大谈相比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对于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真的是让我明白了更多那段历史背后的真实故事，先生的评论，也很精准。也许以后学者会研究出更多，甚至是推翻先生理论的东西。但无疑，先生的著作，还能够继续走很远很远的路。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篇3
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礼貌。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和现世幸福的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的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以往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的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以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比较，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能够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可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理解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理解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作者再次回首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坎坷之路，顺从历史迈进的方向，踩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这道久远的印记出发，跌跌撞撞，艰难摸索，一向到踏出“贯彻总理的遗教”这个纹络分明的脚印;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向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此刻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
可是作者“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理解西洋文化不可”的论断有未免过于武断，以致时常遭人诟病。这种“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也的确反映了作者政治思想上的短视。可是后记《难以遗忘的人与书》也给出了一份解释，它这样写道，“一方面，蒋廷黻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另外，他梦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非照搬英美的民主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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